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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九岁的艾妲答应前往熟识男性的家里晚餐。事情发生得很快，她并没有抵抗。她的身躯已死去，灵魂早已分崩离析。 　　 　　 　　艾妲的故事结合了其他人的故事，纵使不太一样却又非常类似，从不同的角度观看，一样是肮脏不堪的故事，令人不可置信却又是日常上演的故事。 　　 　　 　　「就如同我们为了要警告城邦暴雨将至，但却讲另一种语言。我们介绍自己，却告诉他人我们做了那些不善之事。」 　　 　　贝托尔特·布莱希特 (Bertolt Brecht)，诗集1913-1958，第8卷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══导演的话══ 　　 　　 　　2013年，在我的第一部电影结束放映後，有一位与我同龄的女性到我面前，说有个故事要告诉我，事情是在九年前发生的，但她不知道该怎麽做。之後我们再次见面，她向我倾诉她在十九岁的时候，被一个她认识的男人，在同一个星期内性侵了三次。我对於她感到十分同情，却也非常惊讶，在讲述的经过，我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与我的想像差距很大，我以为性侵都发生在晚上，在无人的街道上，施暴者是一个心理变态的陌生人，粗暴地又或者持有武器而施予加害者。 　　 　　我将这个故事告知我周遭的人，许多我亲近的朋友告诉我她们有过相同的经验，人数多到让我脑子一片混乱，而且她们并没有告诉我这些经历。我明白我从来都没有重视这件事情的核心问题，我想要了解别人究竟对我们做了多麽恶意的事情，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「放任」他去做。 　　 　　我没有被性侵的经验，但如同大部分女孩一样，成长的经验都伴随着如此的威胁，而且多次保持坚决态度，拒绝跨越那道线。当我十九岁时，我对於爱情的想像仍是非常天真，我的防线并不是这麽清楚，若是我像艾妲遇到一样的遭遇，遇到不对的人，我无法确定我是否能像她一样处理的这麽好。 　　 　　我拍摄这部片的其中一个理由，就是确信艾妲的故事并非仅是个人的悲惨遭遇，而是程度大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当我在拍摄此纪录片时，好莱坞制片哈维·温斯坦事件还没发生，我认为要让大众听到像艾妲这样被认为不够符合被害条件，而能够感同身受的故事是有难度的。拍摄艾妲这样的故事有时候会有太大回响，而且我知道纪录片必须要成功传递讯息，而又不能隐藏其中的暴力，也不能扭曲她所经历过的现实。 　　 　　要如何将这样本质上毁灭性却又属於私密的经验传递出去，受到的影响将会是如此巨大，却又是无法公开的秘密？因为我希望不要将真实经过拍摄出来，而流於轶事或说教，因此决定采用另一种剧情虚构的方式，就是要求不同人站在艾妲的角度，写出那个人所诠释的内容。故事的结构安排希望让观众能够循着艾妲的叙事，无法在一开始就判断出来她遭遇到何事，而事件本身也令人看不透，甚至「强暴」一词到电影後半才出现，因为越晚陈述清楚她的经验，这个词汇越被隐藏在描绘的现实里。 　　 　　我选择让艾妲仅仅是陈述故事，希望让观众能够自己去拼凑这个女子的影像，可以全是艾妲的样貌，又或者不是她，我希望这个女子的脸是虚构的、普世大众的，让观众从头到尾去想像她的脸孔。通常我们的同理心的产生会与此人的性格有关，而较不是他究竟经历过或说了什麽，甚至有几段我尝试了不同诠释方法。因此，我希望观众也能审视这套自我投射的机制。